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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類歷史上，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在社會發展中都會發生王朝的盛衰榮哀，政權的存亡絕續。中國歷史書特別看重的就是政權更迭、江山易手、王朝興亡的經驗。一部二十四史可以說都是各自探究前朝興亡得失的歷史，尋求通古今之變之道。古人說過，“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黃炎培先生在1947年7月初到延安考察與毛澤東的對話中提出的歷史周期率，涉及一個歷史規律性現象。當然，黃老是根據自身的人生閱歷闡述這個問題的。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總結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顯然，黃老是針對國民黨的腐敗和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執政說的，也可以說是一個善意的預告。黃先生用心良苦，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條新路，跳出興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歷史上“人亡政息”“政怠宦成”的覆轍，不愧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毛澤東當即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當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律的這段對話，并指出這番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周期率為什么會成為階級社會的歷史規律？為什么歷代王朝跳不出這條規律？看待歷史周期率既有科學歷史觀問題，也有歷史價值觀問題。

從科學歷史觀來說，開國皇帝、創業者是何等雄才大略，在歷史舞臺上有聲有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都是閃閃發光的人物。可末代皇帝，身死國滅，或倉皇辭廟，成為俘虜，或以自縊殉宗廟社稷。當然有個人才能問題，創業者如無特殊才能，在群雄角逐中難以取勝，取勝后也難以治國，難以成就一番事業。他們實行比較寬松的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嚴懲貪污，管束官吏，而且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并不是他們特別英明、仁慈，而是鑒于前朝失敗的經驗，時勢使然。末代皇帝并非都是無能，而是經過或長或短時間的發展，社會矛盾積累到無法解決的地步。其最基本的矛盾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農業社會的生產關系主要是土地所有制，而生產力則是直接從事勞動的農民。當土地集中，剝削和賦稅加重，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再加上官僚機構的擴大，官員腐敗，民怨沸騰，甚至水旱蟲患，都能引起動亂，只能以政權易手了結。在積重難返的困境中任何人都顯得無能和無奈。從歷史價值觀來看末代皇帝并不值得憐憫，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改朝換代才能疏解矛盾。

歷史周期率是社會進步的外在表現。盡管對一個王朝而言、對末代皇帝而言是一個悲劇，但對社會歷史來說是一個進步，是掃除積習，清除腐敗，在調整矛盾中繼續前進。不管南唐后主李煜“歸為臣虜”后撫今追昔的詞如何哀婉動人，如何具有藝術感染力，也只是文學而已，而趙光義鞏固政權和繼續推動統一在中國歷史上也算得上是一個豐功偉業的人物。王朝周期率所表現的開創、發展、腐敗、垮臺江山易手，似乎是不斷地循環，實際上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過程。社會的演變和進步，就是如此無情地以舊王朝為新王朝取代為階梯的。

問題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中的周期率問題。這不同于歷代王朝的更替，具有不同的性質。因為歷史上的周期率在一種社會形態內的政權易手，它不改變社會形態的性質。中國2000多年，一部二十四史記載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史，是封建社會形態內部的王朝變化史。

社會主義社會的周期率問題則不同，它是社會形態的倒退史，屬于舊的生產方式、舊的社會形態壓倒新生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這不是上升，而是逆轉。不管人們對蘇聯解體如何評價，對蘇聯原來體制的弊端如何批評，對蘇聯時代的民主、人權問題有種種非議，但作為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比起舊沙俄，比起資本主義制度，蘇聯十月革命和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是歷史的變革，是歷史的巨大進步。與前社會主義時代不同，蘇聯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在蘇聯再度得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蘇聯的所謂改革不是用新自由主義的藥方，嘴甜心苦，也不致滅亡。如果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人不是改旗易幟，根本改變社會主義路線，自行宣布解散共產黨，自我毀滅，而是切切實實改革已經發現的體制弊端，何至如此！

毛澤東深諳歷史，也理解黃炎培先生的擔心，并且知道中國革命隊伍的主力是農民。毛澤東在革命即將勝利進入北京時，一再提醒全黨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毛澤東一生對反腐敗極端重視，注意防止在社會主義中重演歷史周期率。但“文化大革命”這樣暴風驟雨式具有無政府色彩的群眾運動，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它既無助于防止歷史周期率的重演，也無助于防止官員的腐敗。

要防止歷史周期率在中國的重演，最根本的是共產黨自身的建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成敗興亡的關鍵。對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來說，決定性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的狀況。可以說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他一再囑咐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著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90多年來，中國取得的光輝成就鐫刻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卓越奮斗的功績，但我們黨內確實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包括一些黨員社會主義信仰的動搖、貪污腐敗。加強黨的純潔性，全面從嚴治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面臨的頭等任務。物必自腐而后蟲生。全部歷史的經驗，特別是社會主義自身的經驗都證明，政權更替的責任首先是當政者自身。管黨不力治黨不嚴，我們黨就會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失去執政資格，就有可能發生“霸王別姬”的悲劇，就跳不出“歷史周期律”。

我們應該牢牢記住人類的歷史經驗，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教訓，把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中關于歷史周期率的著名談話，作為不斷長鳴的警鐘。“打鐵還需自身硬”，要緊緊抓住和依靠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個法寶,以刮骨聞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從而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能立于不敗之地，跳出歷史周期律，領導人民不斷前進，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簡介：

陳先達，男，1930年生，原籍江西省鄱陽縣。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名譽會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畢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陳先達文集》(14卷本)，多部著作和論文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國家級獎項。2016年其著作《理論自信》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選第七屆全國優秀通俗理論讀物。